每当蚕豆上市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沈九和他的豆子叉的故事，豆子叉是用毛竹削成，类似洋人吃西餐用的那种小叉。我和我的童年伙伴都有，而且都是自己做的，一是用他叉豆确实比筷子一棵一棵夹方便，另外也觉得好玩，是一个不错的玩具。可沈九的豆子叉不是毛竹削的，而是锃光瓦亮的不锈钢制品，据说还是当年陈毅送给他的呢，我每次见了都觉得眼馋。沈九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我们村打凌博先生以后就没有出过象样的读书人，根发不是读书的料，将来我准备让他参军。村里要是再能够出个秀才也只能指望你了，好好念书，将来要是考上高中，我这把叉就送给你，真正的德国货呢，不信你看上面刻有洋文。我当时还在读小学，也不清楚读高中是个什么概念，但是他的承诺显然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沈九是我们村第一任村支书，他儿子根发是我童年伙伴。沈九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在村里也算是老革命了，他见过陈毅、粟裕，每当提起这些，他都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听的人也格外的聚精会神。可在文革那挡子他却因此挨了批，也游了街，罪名是自首变节，出卖陈毅。这罪名可真够大的，判几年刑恐怕已是轻的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新四军北撤那年，正赶上沈九患伤寒，没能跟上部队，就留在了家。后来国民党政府对参加过新四军的人进行登记，沈九在被登记之列，登记表上有一拦：领导姓名，他原想填同村李二毛的，因为当时二毛是沈九的班长。但二毛太没名气，沈九想，我的领导不能是无名小卒。灵机一动，他就填上了司令员陈毅的名字。他觉得这很露脸，本来么，我的领导就是陈毅，没错。当时他确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却成了他出卖陈毅的罪证。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要是当年他把他的领导填上了毛泽东，出卖毛泽东的罪名恐怕够他枪毙几回了。
自从出卖陈毅的事传开后，沈九的名气着实火了一把，你想能出卖陈毅的人是何许人？那必定是对陈毅非常了解又很亲近的人，于是好事的人都来打听，甚至一些小报记者也来采访。据沈九说，他当年是陈毅的警卫员，陈老总亲切的称他为九娃，师首长们都叫他小沈，团长、营长更不用说，都是哥们。后勤处给司令部发放战利品，陈毅总是让他先挑，他拿出那柄豆子叉，说这就是当年陈毅送给他的。这故事虽然打小时候起，我就听过不知多少遍，但每次听都有新鲜感。而村里老一辈的人却说，这是他瞎吹，他根本就没当过陈毅的警卫员。可惜的是和他一道参军的同村李二毛已经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他是否当过陈毅警卫员的这段公案就只能是个迷了，但我却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么多伤疤是绝对假不了的，何况他每当讲这些故事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认真，既不像炫耀，也不像撒谎，不是亲身经历是编造不出来的。
童年的记忆随着年岁的增大逐渐淡化，记得读高中那年的春天，我在沈九家又见到了那柄豆子叉，也许见的次数多了，已不再有童年时的那种新奇感，但我还是特别留意了那一行洋文：made in china。原来并不是德国货，我心里想。但我并没有说穿它，我想：希望成为陈毅的警卫员恐怕是当年新四军每个小战士的共同愿望，沈九当然也不例外。对他来说，这把豆子叉就是陈毅送的，而且是真正的德国货，看他在叙述这段故事时的神情时，就可知道，这个愿望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事实，我能让他这个虽说是虚拟但且诚挚的美好愿望破灭吗？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母校，我初中就读过的凌博中学举办七十周年校庆，作为早年校友，我在被邀请之列。这座学校的创办人是我的同村前辈，清末秀才沈凌博先生，抗战时期民生凋敝，许多饱学之士都流落乡间，沈老就聘请他们来校任教，当时前来应聘的就有复旦、交大的教授，这使凌博中学声名鹊起，临县的许多学生也慕名前来。当时的校舍大都是平房，但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地方上最漂亮的建筑，沈先生为了纪念其父亲，取楼名椿庭楼。七十年沧海桑田，当年的校舍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排排崭新敞亮的新楼。但椿庭楼依然矗立，只有它见证着这所学校的风雨历程，它也是我们这些远方游子这次回校唯一能够追忆往事的地方。现在的椿庭楼已被用作校史陈列馆，在馆内一块展板前，学校董事会的名单中我赫然见到了沈根发的名字。询问之后，得知沈九已经过世，他的儿子根发如今是一所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总，新校舍就是他捐资兴建的。在校友接待室我见到了这位儿时的伙伴，他坚邀我晚上去他家作客，说是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我，还说这是他爸爸的遗嘱。他是这次校庆筹备委员会委员，挺忙的，临走时他再一次叮嘱，晚上一定得去，他用车来接我。共2页，当前第1页12
※本文作者：南山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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