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看,这只碗都没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我分明能感受到它风骨犹存。
说实在的,母亲赠与我这只陶瓷碗的时候,我实属无奈,并且有不情愿的成份潜藏在心。
那年老爷去世,母亲去姥姥的坟上拣骨石,让姥姥和老爷合葬,据说坟里除了骨石,还有一些金银首饰之类的随葬品,但母亲却单单拣回来一只不起眼的陶瓷碗。
说起这只陶瓷碗,用“其貌不扬”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碗口直径大约13厘米左右,高度也就四厘米左右的样子,碗的外面刻画着一些简约的兰花,缭缭几笔,像那个画手为追求数量而匆匆过一下手而已,毫无严谨态度之说,碗的内外有上过釉的痕迹,但依然还是掩饰不住粗糙的烧制工艺。黑、粗、不规则是这只碗的显着特点,因此,它虽然是件“出土文物”,但它的出现令我大跌眼镜。
可是母亲却总是把这只碗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并且还有赠与我的意愿,起初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这只碗情有独钟,但后来母亲对我讲述了它的内涵,我也就彻底改变了对这只碗不公正的态度和评价。
1943年,年仅28岁的姥姥病逝了,姥姥去世到老爷去世,中间相隔了50多年,而这只埋在地下半个多世纪的陶瓷碗,像是承载了姥姥短暂生命的某种东西,又像是姥姥赋予了它圣神的历史使命,以至母亲一看到它,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许多童年往事。
在母亲的记忆中,姥姥是个不知疲倦的人,白天干了一天农活、家务活,晚上还要挑灯做鞋、做衣服,那时候麻油灯是奢侈品,就是用这样的陶瓷碗倒上半碗麻油,然后用棉花捻一根粗粗的短线,占上麻油一点,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姥姥穿着兰花布衣,挽着好看的发髻,每拉动一次麻绳,那双光亮的耳坠就跟着有节奏的晃动着,姥姥在灯下纳着像“山”字一样针脚的鞋底,一排一排,整整齐齐,一边纳一边对母亲说,女孩子家要学会做针线活,这样长大到了婆家,才会受婆婆的喜爱,做人也要像鞋底上的这些针脚一样密实。母亲趴在油灯前,边看着姥姥纳鞋底,边听姥姥说话。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点过灯的那只,但我明白了姥姥去世时,家人为什么要把这只陶瓷碗做为姥姥的陪葬品,可想而知,姥姥在众人心目中是有目共睹的形象。
母亲6岁那年,日本鬼子频繁进村扫荡,烧、杀、抢无恶不做,村里有几个好看的闺女媳妇都被日本鬼子糟蹋过了,有的甚至含恨死去。每次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姥姥总是麻利的拿这样的陶瓷碗在碗底倒一点水,拿一块黑炭在碗底磨几下,然后把墨汁抹的满脸都是,再穿些破破烂烂的衣服装疯卖傻。每次姥姥都能躲过日本鬼子的侮辱。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这只陶瓷碗,是不是姥姥磨过黑炭的的那只,但我知道姥姥在生死面前不是懦弱的等待,而是勇敢的面对。
也许是姥姥言传身教的结果,姥姥去世后,不满十岁的母亲就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一次,母亲上山割草,碰到一只凶狠的恶狼向她扑来,年幼单薄的母亲临危不惧,她机智的将手里的箩筐往狼脑袋上一套,狼拖着箩筐发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嚎叫夺路逃走了。这个骇人听闻的经历被母亲三言两语叙述完毕,而我听着却倍感神奇,神奇之余更多的是感慨,母亲遇到如此大的险情,能够急中生智虎口脱险,真是一般女子很难做到的,我想,这与姥姥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看着这只陶瓷碗,我仿佛感觉到,姥姥的某种气息就深藏在蓝色的花纹里,姥姥的生活琐碎,勤劳朴实和坚强睿智就浓缩在这只碗里,它成为我更多地了解姥姥的媒介,又缩短了我与姥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件物体的情感,并不是因为这件东西本身具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身上倾注着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渗透的亲情和感悟,它将最终化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就像母亲对待这只碗一样。
明白了母亲在一片废墟上拣回一只陶瓷碗,并且一定要赠与我的用意,我想,珍藏它并传下去,我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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