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勤从一夜暴富到一贫如洗
“你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孙启勤突然大声地吼了起来，唾沫星子横飞，脸涨得通红，“你不是拿我在开心吗？你也要讲良心道德啊？我也不想把你弄到法庭上去，但是你自己要上法庭我也没办法。”说完，“啪”的一声，孙启勤就把手机给挂了，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经营山庄一败涂地
这个电话是孙启勤原先的一个投资伙伴打来的，两年前对方想在他的山庄办一个孔雀园，当时，孙启勤本以为能够借此带动山庄的生意，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允诺免费提供场地，而由对方负责孔雀的来源、饲养和管理。
可是，在孙启勤花了两万多元把孔雀园建起来之后，对方却声称不要了，这让孙启勤十分恼火，虽经多次交涉，对方却一直不理不睬。无奈之下，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了法庭。可能是收到了当地法院的传票，对方这才慌了，打电话来向孙启勤求情，看能不能放弃起诉。
让孙启勤上当的不仅是这一桩事，自打山庄建成以来，孙启勤就接连吃了好几个闷亏。
起初，他想以养殖业带动旅游业，经多方打听，肉犬和波尔山羊比较挣钱，而且都是供应商包销，用不着为销路发愁，孙启勤就花了20多万从徐州买了几百只肉犬和山羊。
这时孙启勤的钱有点紧了，虽说扣除个人所得税后，拿到手的钱有400万，但给姊妹几个买房花了200多万，又投资股票，建图书馆，还有亲戚朋友借的钱，再加上山庄的初期投资100万，一年下来，孙启勤的手上已经剩不了“几个子儿”了。
但他心想这些付出都是暂时的，眼看着小家伙们越长越壮，过不了多长时间，银子就要滚滚而来了，孙启勤已经为下一步即将挣来的钱该怎么花暗自盘算了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肉犬和山羊快要上市的时候，“非典”爆发了，原先1万元的种犬300元钱都没人要，最后卖出的钱加在一起还不抵当初的一趟运费。虽然栽了个大跟头，但他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他坚信只要自己继续坚持把山庄办下去，不愁没有出头之日。
果不其然，几个月之后，《实话实说》、《小崔说事》接连请他做了节目，山庄的名气由此开始大增，很多城市里的富商纷纷慕名而来，但是山庄前那条迟迟没有修好的公路几乎让所有人都败兴而归。一个张家港的老板本来要投3000万，过来看了之后对孙启勤说，即使5000万也弄不好，因为光修路就得花几千万。
“冲动”的惩罚
经营山庄的失败成了孙启勤所有不幸的根源。其实，在2001年中500万大奖之初，孙启勤根本就没有办山庄的念头。几年前，孙启勤所在的医院搞三产，没人牵头，大家都说他能去，他也没多考虑，就去了。结果，因为市场不景气，厂子没几年就搞垮了，他也因此陷入了一场几十万元的官司纠葛之中。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孙启勤原本是把投资山庄的钱留出来给女儿出国用的，护照签证都办好了，可是女儿为了男朋友最后放弃了，就剩下这100多万。此时，孙启勤房子刚装修完回到医院上班。
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像当初中了500万之后，这一次也没瞒得住亲戚朋友。当一个朋友上门借钱时，孙启勤的心再次软了下来，在朋友眼中，他一直是一个很够哥们义气的人。
但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借钱给你不可能，送钱给你更不可能，你也不要像原来那个朋友一样，把事情搞糟了，我愿意投资100万让你搞。”
此前镇上的干部就跟孙启勤商量过办山庄的事，说搞农村旅游以后肯定赚钱，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很快，50亩地就批了下来，建宾馆，盖花园，设立游猎场，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山庄就已初具规模。他还给山庄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虬泓”。“虬”是龙的意思，他希望山庄日后能像龙一样飞腾。
那时候，对于山庄的未来，孙启勤心中根本没有任何规划，朋友说什么，他就照着做什么，包括养肉犬和山羊的事也都是别人出的点子。建个庙五千，绿化两万，当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花费究竟合不合理，有没有必要。
“对于一切，都太过于理想化了。”说起当初一时的冲动，孙启勤的语气里满是悔恨。他不恨别人，而是恨自己太容易轻信别人。
如今，放眼望去，整个山庄空空荡荡，斥资几十万建起来的豪华宾馆紧锁着大门，这里自从建成那天起就没有人光顾过，所谓的游猎场也不过是个只有几亩地见方的地方，还被一堵墙堵了起来，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的各种动物的名字，里面却一只都看不到。
分钱
为了继续维持山庄的正常经营，孙启勤甚至把自己的房产都抵押上了。面对眼前这样一个烂摊子，孙启勤说，他只期待着路能尽快修好，早一天有人上门找他来投资。跟他现在没钱时的心情一样，在中了500万之后，他也曾为如何花这些钱而苦恼过很长一段时间。
“懵了，也不去上班，就成天在家里看电视，什么事都不管。”那段日子，他整个人迷迷糊糊的，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说起中奖，孙启勤觉得是上帝有意的安排，因为在中奖前，就有很多的预兆。
比如说，以前家里从来不贴对联，2001年春节他偏偏把家里贴得红堂堂的。再比如说，他回城里父母家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口出“狂言”，“明年不要我忙了，我是百万富翁，我给你们姊妹几个一人买一套好房子。”恰巧就在这天，第六期体育彩票开奖。
而在这一年里，为了买彩票，他把抽了多年的烟戒了，总共花了3000多，最多的一次中了20元钱。
朋友们知道他中大奖的消息后，都建议他把钱存银行、买基金，这样做既保险又升值。但他和妻子商量好久，还是先决定兑现大年三十说的那句玩笑话，“自己还可以挣钱，到退休了还能养活自己，何况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些年，自己的几个兄弟姐妹待自己也不薄，当年债务缠身，女儿又在念大学，自己一个月才拿一千多块钱，在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他当时没少跟兄弟姐妹们借钱。
钱还没领到手，房子就已经订好了，姊妹四个每人各一套，从装潢到买红木家具，再到电器，都是孙启勤一手包办，足足花了他200多万，而且有半年时间，他连工作都不干，全部扑在房子的事上。
在四户人家集体入住的那一天，他兴奋异常，幻想着日后姊妹们从此和睦相处的美好图景。孙启勤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钱还了债务，但是余下的钱还有很多，用了20万来炒股，妹妹和女儿承包了这项重担。一开始还挣了四五万，孙启勤让他们抛，可他们偏偏不听，结果赔了十几万，“他们跟我就不一样，他们心太野了。”
还有180万，既然是上帝的恩赐，何不用它来做点善事呢？孙启勤打算拿出十几万捐给当地的养老院。他的这一想法遭到的朋友们的否定，给出的理由是应该把钱用于更好的事业上，于是，海安县第一家民营少儿图书馆诞生了。
哥哥看到他就拨110
不知为何，到孙启勤家拜访的客人开始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名义上是来道喜，但目的却只有一个：借钱。孙启勤虽说是个很讲情义的人，但也不是个个有求必应，关系好的就多借一点，不怎么熟的少借一点，对于那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直接回绝。这部分钱加一块儿少说也有30万。
可是令孙启勤感到纳闷的是，去年他资金周转不灵，跟这些人开口要钱的时候，他们却都像隐形人一样躲得无影无踪。
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但就是不接。当初，孙启勤碍于面子，有的连一张欠条都没让他们写过。他没料到，自己堂堂一个身价百万的富翁怎么可能会沦落到乞求别人帮忙的地步。
“从来没想过求别人，人也不会求我。”做了20多年的医生，孙启勤天真地以为人都是很善良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这个人坏就坏在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心。”
朋友们不近仁义的做法让孙启勤心寒不已，几近绝望之际，他想到了自杀。“遗书都写好了，活得太累了，太难了。”幸好在朋友的劝慰之下他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可是困难还是不见消减，他想到自己的亲人，“外人不帮我，他们总能帮我一把吧？”
让孙启勤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请求却遭到所有人的拒绝，“不借也就算了，他们说话也特别怄气。”原来，对于孙启勤当初投资山庄，姊妹几个都很有意见，曾劝过他好几次，叫他不要盲目投资，可是他却从来不听，一意孤行。而且姊妹还发现，他有了钱之后，整个人也变得漂浮起来。
借钱碰壁之后，孙启勤有些愤愤不平，情绪更是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想不通，当初对他们那么好，现在他们怎么能这么绝情。渐渐地，孙启勤开始失去理智，到后来，他直接带着榔头、剪刀到哥哥、姐姐家要钱。
不堪忍受的哥哥只好拨了110，由于当初领奖时是用哥哥的名字，家人扬言通过法律途径重新确定钱的归属，后来总算有人来打圆场，才化解了这场危机。最后，三个兄妹答应各给孙启勤5万元，从此两不相欠。
“后来，只要我一回家，他们就拨110。到现在他们都认为给他们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病魔让他重拾亲情
现在，他跟几个兄妹的关系缓和了很多，“经常一块吃吃饭什么的，但没有那么融洽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全都是因为去年12月他生了一场重病。
这几年，孙启勤一天都闲不下来，身体慢慢地垮了下来。“我是医生，对自己的身体比较放心，一直没把它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当他发现便血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开始以为是痔疮，没在意，但过了一个星期后，发现不行，就立即做了化验，确定为中期直肠癌。”
由于手术及时，孙启勤保住了性命。动手术那天，兄妹们把“前嫌”暂时抛在了一边，一起来到病房守候在他身边。
临进手术室前，兄妹们紧紧握着孙启勤的手，不停给他打着气，妹妹说，如果没钱，他们将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那一刻，孙启勤心中暖洋洋的，仿佛一下子又重新找回了失去许久的亲情。
“兄弟姐妹之间没什么江山可以打。”孙启勤说，他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宁让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从一夜暴富到靠房产抵押维持山庄经营，在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之后，孙启勤又回归到原先的起点，几年来，他尝尽人间冷暖，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是非。虽然吃了不少亏，但也让他的心境变得更加成熟。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再给他500万让他重新来花，孙启勤说，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许，他根本就不需要中那个500万。
没中500万之前，他吃香的，喝辣的，最多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跑过四家饭店。有了500万之后，他反而吃不好，睡不好，一天比一天憔悴。这三年来，孙启勤很少有几天真正快乐过，不是为钱该怎么花发愁，就是为借不到钱发愁。
“金钱是有阴谋的，你不能成为它的主人，它就会把你变成奴隶。”孙启勤说自己本质上是个乐观的人，他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命运。对于日后山庄的发展，他还多少有些茫然，但他相信只要继续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闯出一条道路来。
“我把现在定为零，慢慢地搞，有人来投资那是好事，没有，凭着我的正直，我的真诚，会好起来的，只不过速度慢一点。”现在每个月，孙启勤还坚持花七、八百元钱去买彩票，他期待着能再中个500万，把山庄搞得大一点。
后记
采访后的第三天，孙启勤就开始了第三次化疗，大约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而在采访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附近的东台市跟朋友谈投资的事，据说这是他出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找上门投资的。为了履行第二天的采访承诺，他连夜从东台赶回了家。
一走进办公室，还没等坐定，他就滔滔不绝地先说了起来，大谈山庄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在这一点上，他很会利用媒体帮他做宣传。他说，他不怕媒体讲他坏话，因为讲他坏话也是在提高山庄的知名度，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最有数。
采访进行的并不十分顺利，不断有陌生人进进出出，这在孙启勤看来，是山庄“热闹”的一个表现。他还说，现在山庄的四、五名员工都很年轻，很有朝气，这是山庄日后腾飞的基础。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亲戚，在山庄，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接电话、做饭、打扫卫生。
现在孙启勤很矛盾，一方面他说500万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还是不要中的好，一方面又期待着再中500万，而且对自己曾经的“辉煌”有些恋恋不舍，甚至有几许炫耀的成分，他说去中央台都是飞过去，住凯悦大酒店，吃200元钱一顿的自助餐。
的确，孙启勤有很多值得骄傲的资本，但所有的一切却都不是他努力付出的结果，这或许也就注定了他在花钱的时候会乱了方寸，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也许经历了人生大喜大悲之后，孙启勤才会更加懂得如何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雷运姣 53岁上大三
-特约记者 罗满元 发自长沙
“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清的隐隐的痛。这种痛让我无法安静，就像浮士德的痛苦一样，催促我不断去追求。正是这种追求，才让我忘却了痛，赢得了永远年轻的青春，寻得了生命的安静与美丽……”说这番话时的雷运姣面色平静，富有诗意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一股与年纪不太相符的澎湃激情。
2002年7月7日，时年50岁的雷运姣与湖南25万考生一起走进高考考场。两个月后，她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中文系录取，成为中国年龄最大的在校女大学生。如今，这位“妈妈大学生”已经读大三了，而每当回忆起自己的往事，她仍然像在讲述一个不老的美丽童话……
命运多折
1952年，我出生在湖南省宁远县。父亲是缝纫厂的师傅，我从小总喜欢跟着父亲转，帮父亲弄这弄那，父亲的同事们便经常逗我玩，叫我“小师傅”、“跟屁虫”。我常常跟父亲说，我长大了一定要读好多好多的书，当个作家，写好多好听的故事。
可是，命运没有因我的美丽和聪慧而眷顾于我。10岁那年，一场横祸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家庭经济的支柱倒下了，我的天空也像是塌了下来，从一个快乐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因为贫穷，母亲不得不改嫁。12岁那年，尽管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宁远一中，但面容憔悴的母亲把我拉到旁边，哽咽着说：“姣姣，你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没什么能耐，你继父不可能送你去读书，你就认命吧！”
1967年，我被下放到继父的老家祁阳县松林公社。尽管那时只有15岁，但一想到今后的日子就属于自己了，我依然有点热血沸腾。
谁知好梦还没真正开始，母亲和继父就暗中把我许配给了别人。刚满18岁，我就嫁人了。
丈夫当时是一个还没吃上“商品粮”的乡广播员，只是一个农村的高中生，而我是城里来的“下放知青”，是知青队里的“三朵金花”之一。满以为他娶上我会笑得合不拢嘴，谁知他竟然嫌我“没文化”、“没情趣”。我们只有婚姻，没有爱情。两个人在一起时，要么不搭不理，要么一开口就吵架。我把一家子的事里里外外都干了，他从不夸我一句；我连续为他生了一双儿女，他甚至都懒得看一眼。生第二个孩子时，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痛苦无助地流着泪，回想起父亲去世后的种种遭遇，一点生的念头都没有了。
我连续三次自杀都没有成功，街道所在的区妇联主任劝慰我：“你靠丈夫干什么？你有自己的一双手，你可以活得更好！”就这一句话，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我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和奋斗。
“没文化”的富婆
1979年，“知青”回城，我被分配在一家县直单位工作，可报到后我就辞了职，在当地第一个把缝纫机摆上街头，当起了个体户。1980年，我开了家缝纫店。
两年后，我在县城第一个盖起了四层楼房，把缝纫店扩大成时装店。一边经营服装，一边“前店后厂”，招收学徒，培训学员，大批量地生产、批零服装。我整天忙得团团转，很快就成了县城的“第一把剪刀”。
发财了，人们都在羡慕我，连那些地方官也“雷老板”前“雷老板”后地捧我，可丈夫仍然瞧不起我，还时不时讥讽道：“你再风光，也只不过是把‘土剪刀’！”
看来丈夫已是无药可救，我再也不跟他计较，只在心里跟他斗气：你不是佩服“读书人”吗？那好，我没读着书，我就让儿女们读点“大书”给你看看。
我跟两个儿女“约法三章”：只要他们努力读书，我累死也心甘；如果他们的学年成绩排在班上前5名，我每年带他们外出旅游一次；若他们学年成绩排在班上后5名，当年的学费自己去挣，哪怕去捡垃圾我也不会管。
儿女们都很听我的话，读书很发狠，我几乎年年带他们到外地旅游，并在旅游中与他们一起加深沟通，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我的苦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儿子和女儿相继考上了大学。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整天都沉浸在一个“成功母亲”的自豪与骄傲中。
1996年秋天，妹妹在桂林与别人扯上了一场财产纠纷。妹妹是个文盲，便叫我这个“见过世面”的“老板姐姐”去帮她打这场官司。
我们把双方草签的协议书拿给律师看，律师说如果不把其中的某句话改过来，妹妹必输无疑，因为那句话里暗藏着玄机。我和妹妹追到机场，要求对方重签协议。对方把协议摔到我的面前，当着众人的面理直气壮地大声骂我们：“协议是我们一起写的，你仔细看过，字是你签的，还这样翻来覆去！遇上你们这种没文化没素质的女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我当时被羞辱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里钻进去。
官司最终虽然打赢了，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从桂林沮丧地回到家里，我心情坏透了。那天，我收拾儿子的房间，偶然发现了儿子的一本日记。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在日记中竟然这样写道：“我的妈妈一切都好，但就是文化不高，心胸狭窄，性子急躁，一遇到事就尖喊鬼叫……我和妹妹表面上很听妈妈的话，其实，我们的内心很孤独……”
又是“没文化”！如五雷轰顶，儿子的日记让我的精神彻底垮了。我最亲的人不爱我，我最爱的人也没有从心里爱我，最信赖我的人跟着我丢尽了脸，我能算“成功”了吗？我纵有万贯家财，得不到亲人真正的爱与信任，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我不是空有了一副皮囊吗？这太危险了！冥思苦想，我突然醒悟了过来，我与丈夫和儿女不能很好地沟通与交流，我遇事不能通情达理地去处理，正如儿子所说，全在于我“文化不高”！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一定要去上学！哪怕读到老，读到死，也不能让人家再说我“没文化”！
不惑之年圆读书梦
第二年9月，45岁的我背着书包到祁阳县浯溪三中读初中二年级。
那天走到校门口，一个熟悉的生意伙伴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雷老板，送孩子上学啊？”我一本正经地跟他解释：“什么送孩子上学！我的儿子和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我今天是自己来上学，准备从初二读起！”那个生意伙伴瞪大眼睛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没缓过神来，等到明白我不是开玩笑时，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跟我道别：“雷老板，我看你是赚钱赚出了神经病吧……”
消息传开，那段时间我成了全县最不可理喻的“怪人”，说什么风凉话的人都有，家人也没一个支持我，女儿甚至说那个“妈妈中学生”不是她的妈妈。我什么也不顾，只想把书读下去，最终做一个真正的“成功母亲”，做一个与丈夫与儿女都没有思想障碍的知识女性。
胸脯好拍，可做起来还真有些难，小同学们很容易学到的东西，我要花三、五倍的精力才能学到。第一次考试，我最擅长的语文只得了37分。但我毫不气馁，课内课外，预习复习，每一样作业我都做两遍，不弄懂我就不吃饭不睡觉。
为了打牢基础，扩大知识面，做个优秀学生，我在课外还采取最笨的办法，大量抄写古今中外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浮士德》、《巴黎圣母院》……我一边抄一边记下感想，浮士德那种不老的人生追求对我影响很深。
很快，我的学习成绩不仅赶了上来，而且还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我与同学们一起做操、跳绳，一起唱歌、跳舞，一起踏青、野炊……与那些花季少年学习生活在一起，我渐渐找回了做学生的感觉，感觉到自己依然像个小姑娘。
两年后，47岁的我参加中考，被湖南省重点中学祁阳一中录取为高中新生。
不久，学校有一位高二男生因月考成绩差而跳河自杀。回想起自己也曾自杀的情景，我感到其实生与死之间有时可能就是一句话、一拉手、一拍肩的力量，我放弃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那位妇联主任“你可以活得更好”的话。
由于学习压力很大，再加上有很多社会原因，中学生常常会存在很多心理问题。于是，我主动向学校建议，自己除了完成学习任务外，可以开一个心理咨询室，用我的经历和母亲的情怀解开他们心中的一些疙瘩，帮他们卸下包袱。
建议很快得到学校的采纳，校方随即建立起“雷大姐开心屋”，并聘请我为“编外德育辅导员”。三年下来，我不仅圆满地完成了高中学业，还通过谈心、电话、书信、演讲等各种方式，与很多青少年进行了交流，帮助他们解决了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少问题，他们亲热地叫我“知心大姐”、“知心大妈”。
金榜题名 赢得丈夫尊重
2002年7月7日，50岁的我与湖南25万考生一同走进高考考场，成了全国年龄最大的女性考生。9月8日，当邮递员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全家人都惊呆了。5年苦读，终成正果，孩子们为白发母亲的坚强毅力而惊叹。
“50岁妈妈上大学！”我考上大学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和观众的关注，我这个中国第一“妈妈大学生”似乎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
走进大学校门，置身在安静的校园，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与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为伴，我仿佛感到自己的青春依然在飞扬，激情依然在燃烧。我总感到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书要读，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
由于遨游在学海，我不仅感到人生充实了，生活踏实了，而且性情也脱胎换骨，我不再偏激，不再暴躁，而是有了更多的宽容。在开朗的心境中，我重铸着我的人生理想，而开心的事情也在不断追求中一件件接踵而来。
有一天，退休后赋闲在家的丈夫突然主动向我提出，要千里迢迢搬到学校来陪我，做我的“陪读丈夫”。我同意了。我们夫妻结婚30多年，吵了20多年，现在终于有了“共同语言”，可以和睦相处了。丈夫在我面前也终于不再清高，他的心里有了我的位置。
回首往事，有时他忍不住了，便一脸歉疚地对我说：“运姣，过去是我不好，给了你很多伤害，你一定要原谅我……”我也一本正经地跟他调侃：“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的责任，我‘没文化’嘛……”
儿子硕士毕业后还打算读在职博士，女儿女婿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本来他们很“安居乐业”了，但看到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在不断地上进不断地追求，2002年和2003年，他们又先后考上了湖南师大和广西师大的研究生。他们在信中对我说：“妈妈，我们原本只想平平淡淡教一辈子书，但你无形的激励和鞭策让我们不敢懈怠。妈妈，你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传授自己的“开心辞典”
作为一名“妈妈大学生”，学校为了发挥我的作用，给我量身定制了两项“特殊政策”：一是在校内继续开设高中时就有的“雷大妈开心屋”，让我接受学弟学妹们的思想和心理咨询；二是允许我受邀到外地演讲和开设讲座。
我充分利用学校给我建造的平台，在课堂内外，用面对面谈心、书信往来、电话交流、网上聊天等各种方式，与同学们广交朋友，成了他们值得信赖的“大妈同学”和“开心学姐”。我利用寒暑假和学校批准的“公差”，受邀到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街道进行演讲和讲座，用我的亲身经历和人生体验唤起人们的青春激情和对理想的追求。
三年来，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信件飞到我的手中，每展读一封，我就多一份欣慰，也深感自己多了一份责任。
2005年3月8日，我第6次走进央视 ，在少儿频道与全国青少年朋友畅谈我人生追求的心路历程；“湖南省十佳道德标兵”奖，“中国十大杰出母亲”提名奖，全国“五好学习型家庭”奖……各种各样的荣誉也跟着纷至沓来。
宁静致远。如今，每天清晨，和同学们在校园里沐浴着朝霞时，我常常想：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生不断注入新的价值追求，生命就会得到升华；时间可以使头上增添一根根的白发，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增加，但有了这种人生追求，渐渐老去的只是年龄和岁月，而人的心境、灵魂则会永远年轻。
“爷爷大学生”汪侠(配文)
自从2001年教育部取消对参加高考人员报名条件的年龄限制后，越来越多的大龄考生步入高考考场，其中有很多人如雷运姣一样，重新获得了到大学深造的机会，圆上了读书之梦。
南京医科大学2002级旁听生汪侠就是其中的一位。
汪侠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四次参加高考，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如愿。由于多年从事医务工作，2001他在72岁的时候报考了南京医科大学，因为考分低没被录取。第二年，汪侠老人再次报考了南京医科大学，虽然考分还是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但最后被学校招收为旁听生。
学校已安排老师和成绩好的学生增加对他的辅导，并指定学生接送老人上下学。汪侠老人平时要参加学校的考试，但学校不对他的成绩作要求。
黄冈校长:“那些书不是黄冈出的”
-本报记者 林爱国
18岁的张涛是北京市苹果园中学高三的学生，父母对他的学习管教很严，自打上了高中后，他每天早晨六点半必须起床学习。
周末他没能睡个好觉，在母亲的催促下，他们来到了王府井书店。书店工作人员正在大声地喊着：“《黄冈兵法》到了。”张涛赶紧凑过去，“我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选做黄冈的学习资料，老师也一直向我们推荐黄冈。”
他挑了两本书：《黄冈兵法——同步学案》和《黄冈重点作业》。母亲嫌少，又给他买了一套《黄冈百分作文经典》，“你作文一直不好”。
教辅书 黄冈造
在今天庞杂的教辅书市场上，北京海淀、湖北黄冈出的教辅用书占到了教辅书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强，素有“北有海淀、南有黄冈”之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校教育研究部副主任李继星说：“海淀、黄冈教辅图书的热卖，在于两地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极高的升学率。《海淀题典》、《黄冈兵法》等图书的成功，已经形成了地域性的品牌。”
但对于黄冈教辅书热销全国，黄冈中学的校长陈鼎常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完“两会”后，他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采访。与会议期间关注农村教育不同，这次陈校长一开口谈的就是市面上泛滥的“黄冈教辅书”现象。
“现在市场上有许多教辅类图书打着‘黄冈’的旗号，那些都不是我们学校授权出版的。”这种说法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可是陈校长很肯定：“我们的老师都在兢兢业业地教学，没有时间去编那些东西。”
但在王府井书店二楼，带“黄冈”字样的教辅书就多达14种，都摆在显眼位置。“只要是黄冈出的书一般都好卖。”工作人员表示，最好卖的是《黄冈兵法》。
“那些什么‘兵法’啦，‘密卷’啦，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对“黄冈”教辅书的盛行，陈鼎常有些无奈。
《黄冈兵法》丛书上标注的出版社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据介绍，2000年刚出版时共有16本，2001年修订再版时增加到67本，到现在，一套《黄冈兵法》丛书已经有100多本。
周益新是《黄冈兵法》丛书的主创人员，他说1999年是教辅书市场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高考是实行3+2考试，后来则是3+X，考试命题意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教辅书市场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在开始编写这套教辅书时，编写人员还局限于黄冈中学和黄冈市教育研究室等单位的30多位老师，后来教师编写队伍规模逐渐扩大，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优秀教师也参与进来，队伍扩大到200多人。“封面上标明的著者是黄冈市3+X课题组，实际上是由许多老师承担着编纂工作。”
《黄冈兵法》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在2001年荣获第十届全国教育图书展优秀畅销图书奖，这套书的码洋也节节上升。《黄冈兵法》项目组的一个工作人员透露，2001年是6000万，2002年达到一个亿，2004年近两个亿，几乎占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年总码洋的一半。
假“黄冈书” 粗制滥造
北京图书批发交易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约有两百多家出版社、书店或文化公司，大部分在卖教学辅导用书。在这里，至少不下20种冠以“黄冈”之名的教学辅导书广受追捧，其中包括《黄冈考典》、《黄冈考无敌》、《黄冈传真：点线面》等。一位刚刚开始卖“黄冈”系列的书商说，这几年“黄冈造”的书销售情况都很旺，今年他也想试试。
《黄冈兵法》作为教辅书市场上的优秀出版物，其盗版不断在各省市出现，其中最“直接”的是将开本从32开变成16开。
陈鼎常不是不知道维护自己学校品牌的利益，但他无奈地表示：“现在盗版太厉害，上午出的书，下午就有盗版出现。”
各类出版社和图书批发经销商看到市场上“黄冈”教辅书好卖，便蜂拥而上。他们的编写方式是从已出版的优秀图书中摘编，剪刀加浆糊后，经过“整合”，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出版，然后通过高折扣与优秀图书竞争。
中国图书市场的整体规模在400亿人民币左右，其中教材教辅类的销售码洋大约为200个亿，而教辅类书的销售码洋就达到了70-80亿，这还不包括充斥在街头小书店里的盗版教辅图书。
“黄冈”辅导书不仅投放在中学市场，在小学的课程中也出现了名目甚多的辅导书。“参考参考其它书，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来了。”北京图书批发市场的一位批发商说。
在北京工作、专门到图书批发交易市场来给表弟买书的梁先生，看到名目繁多的“黄冈制造”教辅书，边叹气边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各个出版社都在出版，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谁敢买啊。”
对此，陈鼎常校长向家长建议：“(给孩子)买一套好资料就可以了，买多了没有时间做，而且外地的资料不一定适合本地，每个孩子个体都是千差万别的。”
维护黄冈品牌
出于保证教学质量的考虑，黄冈中学对教师编书原则上不提倡，如果要编书的话只能以个人名义，不得打着黄冈中学的旗号。但现在市场上的教辅书，封面上只有“黄冈”两个字，在扉页或封底上才注明编者是黄冈中学某某教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那是黄冈中学出的书。
“他们这是在打擦边球，我们保留起诉的权利。”据陈校长讲，黄冈中学现在已经聘请了律师，准备向那些借黄冈中学之名谋取暴利的出版社和书商索赔。
黄冈中学共有教职员工230人，其中高级、特级教师90人。该学校曾经对编过教辅书的老师做过统计，曾经牵头编书的不超过10个人。
陈鼎常校长说：“现在市面上有些书冠以‘黄冈’的名字，其实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学校的授权。”黄冈中学以前注册了“黄高”的商标，去年又申请了“黄冈中学”商标，“预计今年可以批下来”。
熊老师是黄冈中学的英语老师，他一直对书商很反感，因为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他们看准了老师不愿去打官司的心理。”熊老师曾参与一部书稿的编写，但他至今没拿到应得的报酬。
其实，即使黄冈中学所有教师都像熊老师一样不再参与书稿编写，标注着“黄冈中学教师”名字出版的书还是会接而连三地出现。陈鼎常校长苦笑着说：“有时候拿到以黄冈教师名义出的书时，根本不认识作者是谁，因为他们不是黄冈中学的。”
黄冈中学的品牌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教辅书籍上。陈鼎常说，现在有不少地方希望和黄冈中学合作开办网校，但目前，他们除了在广东惠州办了一所分校外，其它打着“黄冈”名义的网校“都不是学校和教师的行为”。
“作为一所名校，师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办许多分校，因为顶尖高手没有时间去授课。”不过，陈鼎常表示，随着学校的发展，以后可能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网校，“因为这些地方不断有人要求合作，而且也有这个市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刘俊）
来源：时代人物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