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对每个标点都倾注了心血
文/贾红兵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全部通过后，WTO总干事穆尔说：“拥有了中国之后，WTO终于可以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世界贸易组织了。”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谈判人员经历了十数年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
自称“谈判退伍老兵”的王磊在给记者发来的信中说：“作为从1986年一开始就直接参加谈判10年的谈判老兵，我想告诉大家，为谈判十几年辛苦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我的前同事们）的牺牲、酸甜苦辣，他们是鲜为人知的无私奉献者，他们是真正的专家，对上千页的加入WTO的文件每字每个标点，都倾注了十几年的心血。
自1986年北大研究生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王磊就分到了外经贸部的国际联络司。当年7月10日中国刚刚递交了复关申请，而他报到的日子是8月6日。这样就直接进入了当时刚刚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处，当时关贸处只有七八个人，第一任处长是吴家煌。 “我们那个老处长还在，是个国际谈判经验丰富的专家，非常让人尊敬，刚刚退下来。十五年这么长，人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我在部里做了10年，经历了四任谈判代表，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还有今天的龙永图。”王磊说这话时一脸的沧桑。
1988年我被派往日内瓦使团常驻，就复关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日内瓦直接与关贸秘书处和各成员方工作。从1991年起，我们谈判代表团一方面澄清我国经济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和欧盟谈如何解决中国台湾申请加入关贸问题。当时第二任谈判代表佟副部长受命于危难之时，带领大家开始了“破冰式”的谈判。我作为使团代表的助手，从1992年1月份到8月份，在中国、美国、欧盟三方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一字一句地谈中国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条件，谈的很简单，总共五段话。
但就是这几句话却一卡能卡好几个月，谈不下去。这五段话谈了8个月。
1992年8月份中国台湾问题谈妥之后，9月份中国台湾工作组成立。这之后中国工作组真正加速了工作。
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的目标明确，复关始为国内所了解和关注。当时社会上有三大热：炒股、申奥、复关。
1994年底是我参与谈判10年中最忙的时候，压力也很大。我箱子就放在办公室，从不打开，一有事提起来就走。那个时候出差到欧美国家首都没有一个半天可以到城市的其它地方去透一口气。1994年下半年在日内瓦那儿待了五六十天，国内不同部门的人员随着议题的不同，不断地走马灯似的换。
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争取成为在1995年成立的WTO的创始成员。我在谈判代表龙永图部长身边，亲历了这场最为艰苦的谈判。
在最后的正式会议之前的几次非正式会议，都谈至深夜，谈判气氛几度紧张，充满了火药味。主席吉拉德不得不经常提出大家“休息片刻”，以缓和气氛。按照惯例如果在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之后，正式会议就只是一个走过场，中国成为WTO创始会员国将成为可能。
但当时美国确实没有意愿要让中国进去，致使谈判受阻。最后一次非正式会议大家扯皮来扯皮去，开到晚上11、12点也没有结果，一个个都很疲倦。龙部长与欧美代表唇枪舌剑，几度谈判气氛不断升温，冲突一触即发。这时主席吉拉德赶紧提议大家“休息片刻”。
在这种最紧张的时候作为缓兵之计就是休息一下，休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真的要休息，主席也很聪明的，就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
美国代表说：“主席，我们这个问题还没得到满意的答复。”也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通不过。就在那儿耗着，大家的情绪非常失落。这种剑拔驽张的时候，谈判谈到最后时双方都忘记了是代表国家在谈，个人都进入了角色忘掉了自己的身份，都在说按照这个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到1996我参加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整好10年。这十年我参加了20次工作组的会议，非正式谈判上百场，正式会议将近40次。
在1996年夏天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辞职去布鲁塞尔做了律师。做这个决定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感觉很遗憾还没有谈成就离开了。但因为我的爱人在欧洲学习工作，两地分居造成了许多不便。当然由于长期谈判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1994年谈判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个同事的爱人生孩子，而我们这个同事根本没时间回国；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牺牲。
我虽然离开了谈判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入世进程。
1999年11月中美签署协议后，凭着长期谈判的经验，我感到中国加入WTO为期不远，我在布鲁塞尔给我的同事发去了一份传真——“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我的敬意！”
摘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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