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警句耀文章
略知文墨的中国人，没有谁不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而且也知道它出自范仲淹先生的《岳阳楼记》，然而能背诵这篇文章的人恐怕就很少了；以前的绝大多数中学生都知道“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这段话，也知道它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但真正捧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却不多，今天可能就寥寥无几了：忘记了原篇而牢记着它的名句，没有亲读却知晓它的出处，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名句的魅力。这类名句修辞书上称之为警句，也叫警策语，即意思特别精深、富于哲理、句式又特别精当的语句。警句是人们经验的总结，作家锤炼的语言精华，它往往是作品的点睛之笔，生花之句。西晋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陆机在《文赋》中就明确指出：“立片语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片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警句”，“乃一篇之警策”，即这一片警语能光耀全文，非等闲之句。
正因为警句如此重要，所以古今中外的文人们无不用心锤炼，慎用警句。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的诗人作家也无不“孜孜以求之”。他们在撰著时是如何运用警句使之光耀全篇的呢？
运用警句，首先应当警策精妙，且须“居”于文章之“要”。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之首运用警句，造成奇峰迎面，先声夺人的气势。鲁迅先生在散文诗《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一开头就写道：“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一针见血，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奴才的特性：不思反抗，只知“寻人诉苦”，以换取人们廉价的“同情”。开头“总是”二字概括了奴性的普遍性，紧接着的两个短句组成递进复句，更肯定了奴才的这种奴性，为全文的展开张了目，定了基调。有的文人善于在结构承转处妙用警句，使行文于平淡中突起波澜，阻滞中顿开生面。相传唐初四杰之一的童子王勃当年前往交趾探望老父，途经洪都（今之南昌）故府，幸逢太守阎公举行盛大宴会，受邀入席。不谙世故的王勃冒昧地抢写《腾王阁序》，使阎公让承龙快婿席间炫耀文才的预谋落空，心中“甚恚”。王勃起笔平平，阎公“不屑”，后渐有佳句，阎公“颔首”，待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一出，阎公拍案惊呼：“此天才也！”由是对王勃刮目相看，倍加器重。阎公为何惊佩这两句呢？首先当推这两句的确非同凡响，它不仅写景出色，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前面的铺陈叙事和敷衍应酬，把行文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开阔的天地，作者的文思才华均由此显出。更多的作家则是常在文章段落之末和全文之尾精嵌警策之句，或升华文思，或卒章明志。我们不妨重温鲁迅先生的著名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在该文中，先生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用饱醮着血与泪的文笔，抒写满腔的悲愤，悼念死者，唤醒国人，精嵌了一串串警策名言。有的亮于段之开头，有的织于段之文中，有的缀于段之末。如其四段之末，先生写道：“惨象……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第七段之末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些语句如惊蛰的春雷，如破晓的警钟，振聋发聩，响彻云霄，回荡千古，令国人警觉，催同胞奋起，这就是警句的威力！
不难看出，文中用了警句，文将因之出色，文思亦为之升华。这给我们以启发，写文必须用些警句，但必须是警句，且所“居”必在其“要”处。“要”在何处？一般说应是作者想引人特别注意或亮出文思的地方，也可说是文眼所在之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片语警句虽然能光耀全文，但也应看这全文是锦绣还是烂纱。如是前者，当然会锦上添花，令人眩目；若是后者，一两句虽靓，也只会照出寒伧和贫泛。所以我们尽管强调文必用警，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精炼语言，致力于写好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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