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遐思
六一，风一阵一阵的吹过来，越吹天气就越热。
我的家门前是一条河。河边树上的叶子，等你认真注意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就突然从一片新绿，改成了密密麻麻的茂盛，郁郁葱葱的遮天蔽日了。深绿色的一片；浅黄色的一片；紫红色的一片；每一种树木花草，都在争奇斗艳，尽情的展示着自己的风华正茂和满腔热情。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总是能够出人意料的把这个纷繁的世界，打扮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
儿时的歌声就在耳边回响起来。。。
“小鸟在前面带路，
风呀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鲜艳的红领巾，
飘扬在前胸，
唱呀唱呀唱呀！
跳呀跳呀跳呀，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跟我们一起，
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儿时的红领巾生活是快乐的，那些无忧无虑，蓬蓬勃勃的欢声笑语，无疑是生命中的一段华彩乐章。可是，这段时光又是朦胧中，主宰人生成就的“上帝之手”。某中意义上来讲，“上帝之手”也是“无情之手”。这只无情之手，要在每个人生命周期的某个限定的时间内，在意识朦胧的孩子们中间，进行选择。它对于每个人性情的规定，职业的取向，体魄的不同，都要立即厘定无悔。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屡试不爽的！看来人的成长本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李敖说，他在小学时，就很爱读书。先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后来就发展到读国外名著译本。上到初中时，就是学校图书管理员了。高二辍学在家，厌倦了学校的刻板教育，他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想给自己选择一条发展、奋斗的方向。恰好，爸爸就是这个学校的教师，爸爸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呢。爸爸就到学校领导那里说了：“这小子，不要上学了，我看就让他退学得了”。中学文凭他不要，在思索了一年后，就考取了“台大”法律系。读了一年法律，却觉得没意思，就又考取了“台大”历史系。
据他讲，“台大”历史系能让聪明的人更聪明，糊涂的人更糊涂，悠闲的人更自在。在这个学校里，大家都很自在，都在忙着恋爱呀，跳舞呀，读书呀，喝酒呀各取所需。他认为自己很适合这个学校，于是就读了更多的书。他的青年时代都荒废在读书上面了，人类的书总也读不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行！要成功，就要善于思索，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思想观念才好。后来他就在中国台湾慢慢写文章。当然，他是经常要攻击别人的，也常常要挨到别人的大棒子。他说他自己是个“斗士”，人是坚决不要做“好好先生”的。不做“乡愿”，也不做“和事老”，这种好人做不得。闹来闹去，最后自己就成为了思想家，批评家，文学家。
我跟李敖就不一样了。我是无头苍蝇一般，撞到哪算哪的昏昏然一类。老师教啥我学啥，老师教了，我还没学会呢！考中学，老师说我作文很好，让我考最好的学校，我就没考取。看到作文题目我就晕了，“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哪有感动的一件事情呢？我就想呀想的，大概去烈士陵园扫墓，是我最感动的吧？可是也不一定！
天无绝人之路，高中总算毕业了，就参加工作，也就一帆风顺到如今。
我经常想，一个人有早熟，有晚熟。有早开窍，有晚开窍。还有就是，各人也都有自己的先天禀赋，那他们以后的日子里，发展的方向和达到的进度，是可以大有不同的。这就要他们自己或是由别的什么人来帮助他进行选择。人也就往往在经过了几次关键性的选择以后，再慢慢结束自己的人生了。
早开窍就很好，步步紧跟同龄佼佼者，长大就当知名人士。晚开窍了，好大学上不了，文凭不值钱，工资也涨不动，级别也升不了。你就算是很称职，很努力，很聪明也没用了。只要你没有巨大的人类贡献，也就这样跟在别人后面跑了。
而早开窍的人，搞了个博士帽，幸福人生就没问题。就算是他很糊涂，城门里调不过来一根扁担，那他有硬指标呀，有文凭呀！扁担可以不调过来，调扁担的事情就由别人来做好了，让那些没文凭的，学历低一点的去摆弄。而他自己，就又去搞不用调扁担的其他科学研究去了。那才正好证明人家是属于高级人才了，不是吗？我们现行的人才选拔机制毕竟如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又到“六一儿童节”了，看到儿童们过节的快乐表情，我就希望这些孩子，大家都来做早开窍者，可别一开始赛跑就“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输在起跑线上”的理论，实质上是很荒谬的，但是所谓“素质教育”，在选拔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又很难让人们有所觉悟和十分信服。毕竟，姜尚八十做宰相，钓鱼钩离水面三尺来钓鱼的时代，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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