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山海关，银装素裹，莽莽苍苍，空旷寂寥。
恕我直言，山海关周围，除了长城以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景致，不足观。我任着性子，穿好厚厚的棉袄，顶着风雪，一个人在关外徘徊了一阵，冻得脸手通红，好不狼狈。只好蜷回车内，静静地观望关外的雄壮与神秘。
尽管朝拜要以如此隆重的仪式，而且如此潦草地结束，但我心中明白，我和山海关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特殊意义上的对话，也就自觉不自觉的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余温。
一
山海关气候恶劣，加之景致不佳，在古代真正到达过这里的文化人自然不会太多。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盛唐的气象才衍生出了一批强健的文人，他们的脚步到达过大漠深处，然后把大漠深处的严酷凝练成一首首的小诗，虽然苍凉，倒也潇洒，但那在祖国的西北，与这里扯不上什么关系。
任何标致的景物，如果缺少了华美的诗文，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任何景物的存在好像就是在等待一两位文人，然后因此升格，成为名胜，山海关苦苦等待，一直等到了晚明，才等到了袁崇焕从这里进出了几个来回。袁崇焕没有什么传世的诗文，但好歹也是一个进士，算半个文人吧，没有了他，真不知道山海关还会由谁来点缀。
在古代，特别是在乱世，文人出仕的本来就不多，出仕而为兵事的就少之又少、屈指可数。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文人与世俗的关系一向不容乐观，有时甚至十分尴尬，即使他们有时出仕，但出仕后不久，就只有将激烈的豪情收敛于胸，把满腔的才华捆束起来，悄悄地走进一座座的深山，让它们在青山绿水之间发酵蒸馏，凝结成一座座的个体性文化高峰，尽管这种个体性的文化高峰时常要以整体性的文化委顿为代价，但也顾不得太多，只能静静的守侯在山中，慢慢地等待生命的终结。
投身于山，寄情于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敏，也是他们的狡黠。这种机敏与狡黠之间，又酝酿着文化的巨大悲剧，不仅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而造就这种悲剧的罪人，不是别人，正是悲剧主体本身。
但是，真正的英雄往往并不惧怕于悲剧，尽管他们比一般人更能意识到悲剧本身的残酷，但他们的抉择又总是直面于悲剧，悲剧在英雄面前把前进的脚步停驻，上升为悲壮。袁崇焕在他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
“任劳任怨的人总要遭到别人的嫉恨，而一切罪名往往又要由功劳而开始。嫉恨不深那是因为这个人的功劳还不显著，罪名不大那是因为真正的大功劳还没有完成。”（《明史》卷二十二）
之所以要把袁崇焕的奏折内容大致译出，完全是为了让大家明晓袁崇焕在出仕掌兵前坦然的心态，他早就认识到了悲剧的严峻，而越是严峻，敢于挑衅这种严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尽管他的举动很大度，也很慷慨，回归到了中国文人特殊的使命，使中国文化充满了血性，没有了这种血性，中国文化就将枯萎、干瘪、甚至沦亡。当然，这也仅仅是民族的事了，与袁崇焕的关系不大，他大可以撇开民族大义不去管他，在绍武滋滋润润的做他的小官，况且，很多的文化人就是这样做的，也不必承受太多的非议。
袁崇焕的下场很惨，要受磔刑，肉被支裂为无数小块，而周围的群众，争着买而食之。明代的大作家张岱在他的《袁崇焕传》中对整个行刑过程作了完整的描述，我不忍卒读。导致袁崇焕承受如此惨痛的下场的真正原因，我认为完全不在于皇太极的反间计本身，即使没有反间计，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因功高而长命百岁、安受景仰的又有几个？
据我所知，朱由检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完全没有糊涂到轻易接受反间的理由，而且杀后数年内不思后悔。在最高的权威面前，忠诚的臣子与诚实的言论往往都不重要，而正因为忠诚与诚实，才真正地与最高权威之间构成了最强有力的对峙。
山海关外的风雪更加大了，如此大的风雪，我真不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出门。共2页，当前第1页12
※本文作者：寒如冰(邓荣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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